罗远跃，1922年生，2025年12月去世，安徽庐江人。1937年考入黄埔军校，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，历任少尉、中尉副官。1941年调入第5军第200师第598团任上尉连长，随部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，并参加了同古保卫战。从缅甸回国后，调入第39军第56师第168团，1943年冬参加策应常德会战的作战。抗战胜利后，编入中央训练团第20军官总队退役。先后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、80周年纪念章。
我叫罗远跃，1922年出生在安徽庐江一个普通农家。1937年，卢沟桥的炮声传来时，我15岁。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，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，我立志抗日救国。母亲舍不得我出去当兵，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：“娃啊，枪子不长眼啊！”可我望着沦陷的东北方向，心里烧着一团火：“保卫国家，匹夫有责，我绝不做亡国奴！”1937年底，我怀着满腔热血，考入黄埔军校，从此走上了抗日道路。
1939年，我从黄埔军校毕业，先是被分配到河南洛阳的第一战区。在山西晋城的一场遭遇战里，我第一次与日军短兵相接。敌机在头顶轰鸣着投弹，地面的我们在拼刺刀，我们的特务营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。有个日本兵突然从战壕里蹿出来，明晃晃的刺刀直冲我胸口。我侧身闪避，手还是被划开一道深口子。正要拼命，身后猛地冲来个战士，一刺刀刺向那个鬼子。那一战，我们缴获了很多武器，而救了我的那名战士，也因表现勇敢被提升为班长。
1941年，我被调往第5军第200师。师长戴安澜也是安徽人，他常对我们说：“当兵要像黄山松，风再大也要挺直腰杆！”当时，日军在缅甸势如破竹，滇缅公路危在旦夕，中国决定组建远征军援缅抗战。不久，我被编入598团，担任上尉连长，随部队跨过国境，奔赴缅甸。入缅后，我们奉命北上作战。那时的缅甸酷热潮湿，常有疾病和瘴气，但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守住滇缅公路，不能让日本人从侧后方割断中国的咽喉。
部队到达皮尤河一线后，我们连被编入先遣营，承担侦察和破袭任务。一次战斗中，军部要求尽快弄清敌军人数与行军路线。于是，我们在皮尤河畔伏击日军先头部队，缴获敌军军官的图囊，里面有地图和部队部署，对我军判断敌军意图很有帮助。任务完成后，我被记了二等功。拿到勋章那一刻，我感慨万千，这荣誉属于全连那些永远留在异国的弟兄。
后来，200师受命增援同古。很快，我们迎来一场恶战，也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战斗。在日军数倍于己、后援无法赶至的情况下，我们孤军奋战12个昼夜。日军的飞机在我们头顶轰炸，身边不断有战士倒下，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。戴安澜冲锋在前，至今我仍清楚记得，最惨烈的时候，他在阵前发布军令：“本师长战死，副师长代之！副师长战死，参谋长代之！”这话像烙铁一样烫在每个官兵心上。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，誓与同古共存亡。
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，200师以牺牲800人的代价，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，歼灭敌军4000多人，俘敌400多人，予敌重创，打出了国威。就连同古战斗中的美国人都竖起了大拇指：“了不起，中国草鞋兵能打仗，厉害！”
然而不久后，部队遭遇敌人袭击，戴安澜身负重伤，在距祖国只有100多公里的茅邦村，他艰难地向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，永远闭上了双眼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反攻！反攻！祖国万岁！”
历经同古血战、野人山突围以及戴安澜将军的壮烈殉国，我回到国内抗日战线。1945年，我从小喇叭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，那一刻，我久久说不出话来。后来看到老百姓敲锣打鼓庆祝，有的家里没锣，就端出洗脸盆当锣敲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：苦难终于结束了。
如今，硝烟散尽，山河重光，我们当年用生命守护的祖国，已经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。我还经常唱起慷慨激昂的《战场行》：“弟兄们，向前走，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落在了我们的肩头，我们不愿做亡国奴，只有誓死奋斗，不做亡国奴，誓死战斗……”那是戴安澜师长为鼓舞士气，在昆仑关前线谱写的一首战歌，当年我们唱《战场行》时，每个人都是抱着必死决心。
现在，大家可能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，但一定要记住，今天的盛世来之不易。新征程上，咱们每个人都要做好本职工作，定要让世界看见更强大的中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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